近代中国儒学的命运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到了近代,儒学却接连受到批评,其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削弱和衰落。 它最终失去了主流和主导地位,被边缘化。 这是中国儒学发展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如何看待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关系到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关系到我们在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应该如何对待儒学。

社会变迁 文化转型

儒学的衰落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和文化创新、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这一过程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古代社会的解体基本同步,其历史必然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旦中国发生不同性质的社会变迁,文化创新就会相应提上日程,传统儒家思想必然会不断受到触动,最终否定其神圣地位。 在变革过程中,中国古代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儒学也必然随之走向衰落。 近代对儒家孔子的批判不仅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进程。

近代对儒家孔子的批判,历来与反对封建帝制、封建等级制度紧密相连。 现代新学者之所以相继批判儒家和孔子,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不仅是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的捍卫者,而且是其理论的捍卫者。 这就是所谓“君主不依靠儒家的力量,其地位就不稳固”。 一旦儒学受到猛烈批判,其神圣性逐渐丧失,中国的君主制和等级制度也失去了理论支撑,受到严重动摇。 与此同时,近代维新派和新学者也对以三纲为核心的旧儒家思想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批判。 “三纲”的瓦解和精神枷锁的冲破,有力地促进了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瓦解和人民的解放。

就儒学本身的存在和改造而言,批判儒学和近代儒学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儒学来说,现代新物理学家对它的批判可以说起到了“解毒”和“去污”的作用,进行了大规模的“净化”工作。 这为后人全面认识儒学、更深入地研究儒学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种净化工作对于儒学的改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儒学就有了“开创新局面”的可能。

近代中国对儒家、孔子的批评总体上是有历史合理性的。 但这场思想文化斗争也存在一些偏差。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乃至文化创新,都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激发出来的,旨在救亡图存、谋求民族复兴。 因此,由此产生的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一直带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性质,而不是文化批判。 现代批评家批评孔子是封建专制制度和旧伦理的代表、象征和象征。 正如有学者所说,孔子和儒家思想实际上是要承受封建专制和旧伦理的罪孽的。 这样的批评过于简单化,甚至情绪化。 而这与当时流行的二元思维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即强调中国与西方、新与旧“水火不容”,两者只能“存其一、弃其一”。 ”。 。 由于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所以我们不得不“废儒”,放弃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继承不走极端

儒学产生并流行于中国古代社会,无疑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现代改革家和新学者正确地揭示了这一历史局限性,并指出儒家的许多宗旨、观念、信条、大境大法都不是永恒的、神圣的、永恒的真理和规范。 这是他们的重要理论贡献。 但由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们对儒学的批判普遍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没有对传统儒学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深入的分析。 因此,现代对儒学、儒学的批判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深入剖析和清理儒学中的礼让、诚实、利他等宝贵的精神思想资源。 然而,一些长期积累并深入中国人心的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负面影响,“百姓日用而不自知”,尚未被触及。 ,而且还存在“死角”。 因此,继续清理传统儒学仍然是我们今天不可缺少的任务。

儒家思想诞生并发展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 是中国圣贤立足中国国情(自然和社会)、解决中国问题、满足中国需要的理论提炼和创造。 这种根植于中国、发展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情感、智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超越。 这种自我更新无疑与当地民族文化的根源密不可分。

传统儒家思想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它对当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需要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因此,有人把儒家思想视为“历史包袱”,认为只有摆脱它,才能实现中国的振兴; 相反,有人认为,只有全面振兴儒学,甚至恢复儒学早已失去的主导地位和排他地位,才能实现中国的振兴。 这两种走向极端的错误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有害的。 必须排除这两方面的干扰。 张锡钦